人当然不会一成不变，包括李林甫也会成长，当其在担任国子司业的时候，名声已经变得不错。
但要说会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也谈不上。毕竟只有业务水平实在不行，才会狠抓行政管理，这一点上过学的和上过班的大概都能有所体会。
还有重要的一点，晚年的唐玄宗对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吗？他连杨国忠都用！杨国忠的才能是什么？撅屁股露大腚，剩下这点烂底子全都抖落出来！甚至于因为这个极品的存在，李林甫都变得老成谋国起来。
李林甫能够长期在开元、天宝年间担任宰相，固然与其个人素质合格有关，但也仅仅只是合格，而非优异，且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担任宰相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满、昏聩怠政的垃圾时间，已经将自身的精力从处置国家大事转移到了捯饬家庭伦理上来。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并不需要宰相有多么卓越的执政才能，只要将人事矛盾按压下去、不要浮于自己面前来，并且能够无底线的顺从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恐怕也不能说是吏治战胜了文学，张九龄被贬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与张九龄一起被罢相的裴耀卿，幼应童子举，后以唐睿宗潜邸旧僚而见用，历任州县，由宇文融举荐入朝，之后提出并主持系统性的漕运改革。
这样的履历，按说无论如何也不应归入文学一派。如果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解读，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与文学大佬张九龄眉来眼去，结果被殃及池鱼、罪有余辜。这么说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二字错读为“伏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