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zhejiang只有152人，广dong省为102人。
京城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
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
这在柳宗元的《送辛生下第序略》可见：“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
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洼地”的角色。
以嘉佑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是266人，而陕xi只有123人，广dong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
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本届金陵府科举县试的童生，时常哀叹自己的命不好，遇到了科举小能手贾芸，不仅仅没了第一名“县案首”的特殊身份，还被贾芸挤走了一个本应该属于本地人的科举童生名额。
只是他们输的心服口服，也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和心思，只能够自认倒霉，愿赌服输，低头重读圣贤书，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再次参与科举县试，再考一次科举！
在这之前已然高中的金陵府童生，也还不能够松一口气，他们还要老老实实勤奋苦读圣贤书，为四月份即将到来的科举府试准备积累实力，好在参与第二次科举---府试的时候，去冲击科举府试的第一名“府案首”的资格和金榜题名的名额。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东南州进士取解者，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
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1，录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诧。
毕竟，科举录取的名额有限，科举不仅仅要看自身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