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摇了摇头。
“军大胜，不封主帅，独封御者，甚至以关门赏之，以关税食之，世间安有此理？如此，当是皇父等三人皆死，而耏班为战车上最后一人，临时充当主帅，力挽狂澜，最终使宋军获胜，如此，方得厚赏！”
袁树这段推断一经说出，顿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他们纷纷感觉袁树说的其实有道理。
但也不能说李泉说的就没有道理。
主要还是传文记载上的缺失，使得这一问题很难得到准确无误的让众人没有疑惑的解答，所以李泉虽然也感觉袁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并不服输。
他强行挽尊。
“车载四人，三贵人皆死，唯一人独存，而后宋军大胜，袁君所言，未免太过。”
“若如李君所言，皇父胜狄，又失其二子，宋公以何赏之？若有赏，经文、传文何在？若不赏，岂非赏罚不明？皇父如何待之？宋臣如何待之？”
袁树笑道：“今日，虽不言今文经，然吾当言，今文解春秋经者，多以大义释之，春秋经于鲁，大过不书，小过书，于外，则大过书，小过不书，宋乃商之后，入周为二王后，武公如此苛待功臣，当为大过，经文缘何不书？”
李泉听后，哑口无言。
围观的二百多人也纷纷噤声。
主要袁树所说的，实在是很有道理。
今文经和古文经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向融合，双方各自援引对方的观点佐证己方的观点也不是什么少见多怪的事情。
袁树这么说，在现阶段学者之间讨论学术的过程之中实属常见。
而公羊传解释春秋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点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经》是经过他自己删改之后的原鲁国史书《春秋》，其中蕴藏着他自己晚年统合一生功过之后的思想结晶。
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避讳之说。
而这个避讳，也很有讲究。
针对鲁国本国，若国君犯下大错，则为他隐去，不写，如果是小错，那就记下来，用以告诫后人。
而对于鲁国之外的外国国君，若犯下大错，就要记述，若犯下小错，则忽略不记。
此之为春秋经的双重标准，也是春秋经之所以是“经”而不是“史”的原因。
这一说法，古文学派也没有反对。
而袁树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对李泉的观点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