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如此，除了在长芦盐场内部高下相互搭配开中之外，朝廷还实行南北互相搭配开中之策。然而，一些盐商通过买通盐场官吏，成功地规避了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时载‘近官吏为奸，北场派多，南场派少，五六年间南场积至数十万引，贻累灶丁’。故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之法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彰。”
朱翊钧很是不悦，恨恨地道：“盐商贪心不足，盐官见利忘义，皆可杀也！”
这也就是句气话。高务实为官多年，深知人心唯私，如果制度上没有手段限制，指望盐商、盐官大义忘私纯属白日做梦。
反过来，所谓“皆可杀也”，同样也做不到——可杀？都杀了换一批就能好？朱元璋剥皮揎草杀得人头滚滚，他洪武朝的贪官难道就少了？制度设置有问题，利益分配没理清，你就是杀一百万也是白搭。
“皇上不如再听臣说另一方面。”高务实淡淡地道：“由于后来朝廷过度开中，导致那些交通便利、距离批验所近的盐场，其所纳的本色盐课远远不能满足开中盐商所需的食盐数量，因此盐商也被迫长期守支。
于是，朝廷又出台了余盐买补政策。这所谓余盐买补，是指‘令客商派定场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场，若无见盐者支许于本场买补’，即允许开中盐商向灶丁买补余盐以凑足正盐，从而通过打破余盐官收，不得私自买卖之旧规，解决盐商守支问题。
正德五年，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其远年不敷盐斤，官为立法，令于纳剩余盐自相买卖’。”
朱翊钧皱眉问道：“此策可有效用？”
高务实语带嘲讽地道：“余盐卖补的做法，一方面刺激了交通便利盐场灶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其盐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更加恶化了那些交通不便地区盐场灶民的处境，迫使他们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
当时便有御史朱廷立指出，‘(商人)近便场分买补，图省道路工脚之费，以致本场勤灶纵有余盐，商人不肯收买。欲要货卖，又有私盐禁例，是以勤灶既无以供煎，又无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
也就是说，盐商若不去边远的盐场收盐，那些盐场的灶民若不贩卖私盐的话，便只好逃亡。故余盐买补政策也没能有效解决交通不便导致盐场盐斤难销的问题。”
“再后来呢？总得有个解决之法吧？